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节能

来源:    作者:笔名    2020-10-19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曹诚英都只戴着一顶“国内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”的头衔,巨大的声誉都停留在学术业界。而这位才女,最终为普通大众所熟知,却是 “胡适情人”这个身份。

把作家和人融合到一起,说真话!写作伴随着他的一生,他的作品全部来自于生活,他对生活的感悟社会现象的剖析,生活就是一部最伟大的剧本,体验剧本而感悟的文字是震撼人性的,文字就是巴金,他为写文而生。生活中虽然充满了矛盾,爱憎、思想与行为、理智与情感、理想与现实等各种冲突,在其的作品中一览无余,真实而直白。就像巴金自己所言: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。

本真的巴金、真实的人、震撼人性的文章如星挂天空,照耀着追求自我真实的人。

-----佐言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曹诚英都只戴着一顶“国内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”的头衔,巨大的声誉都停留在学术业界。而这位才女,最终为普通大众所熟知,却是 “胡适情人”这个身份。所谓“朱颜青鬓都消改,惟剩痴情在”,曹诚英与胡适这段抱憾终生的爱情,也只剩得一地凋零和唏嘘……

巴金(1904—2005),原名李尧棠,另有笔名有佩竿、极乐、黑浪、春风等,字芾甘。中国作家、翻译家、社会活动家、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。主要作品有《家》《寒夜》《随想录》等。

文学生活五十年

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,唯其不善于讲话,有思想表达不出,有感情无法倾吐,我才?不得不求助于纸笔,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,于是我写了小说。?

我不是文学家,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。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。我从小就喜欢?读小说,有时甚至废寝忘食,但不是为了学习,而是拿它们消遣。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?为小说家。我开始写小说,只是为了找寻出路。?

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,在二三十个所谓“上等人”和二三十个所谓?“下等人”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,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、轿夫们的悲惨生活,在伪?善、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,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。?

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,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,又怎样医治,我把这个大?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,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,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,受苦,没?有青春,没有幸福,终于惨痛地死亡。

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、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?时的任性杀死的。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。

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?的巴黎,想找寻一条救人、救世,也救自己的路。说救人救世,未免有些夸大,说救自己,?倒是真话。

当时的情况是这样:我有感情无法倾吐,有爱憎无处宣泄,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?中找不到岸,一颗心无处安放,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,我就活不下去。一九二七年春天我?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,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,我寂寞,我?痛苦,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,我想念祖国,想念亲人。

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?革命的斗争,人民正在遭受屠杀。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,他们是沙柯?(N.Sacco)和樊宰底(B.Vanzetti),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,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?死囚牢中关了六年,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“演讲会”、“抗议?会”的海报。

我读到所谓“犯人”之一的樊宰底的“自传”,里面有这样的话:“我希望每?个家庭都有住宅,每张口都有面包,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,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。”?我非常激动,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。?

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(Pantheon)旁边的都纳富尔街(Tournefort),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,在阴雨的黄昏,我站?在卢梭的铜像前,对这位“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”的“日内瓦公民”诉说我的绝望和痛?苦。

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,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(回信后来终于?来了,樊宰底在信中写道:“青年是人类的希望。”几个月以后,他给处死在电椅上,五十?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。我在第一本小说《灭亡》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)。?

就是在这种气氛、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(Notre Dame de Paris)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?声,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(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,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?写不出),让我的痛苦,我的寂寞,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。?

我过去的爱和恨,悲哀和欢乐,受苦和同情,希望和挣扎,一齐来到我的笔端,我写得?快,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,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。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,我得?到了拯救。?

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,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。第二年我的处女?作完成了,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—吉里把它寄回中国,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?的朋友,征求他的意见,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,给我的大哥看(当时印费不贵,我准备翻?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,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)。

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,朋友告诉我,我?的小说将在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,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?绍给读者。《小说月报》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,它给我开了路,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?利地进入了文坛。? ??

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了四期,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。我?把它献给我的大哥,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,我大哥见到了它。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?杀,我就删去了“献词”。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,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?《家》,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(《时报》)上连载,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?的电报,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。但是通过这小说,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,知道封建?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观看海豚岛周边的有趣鱼类。?

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。

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、雨果、左拉和罗曼·罗兰。

我学到?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,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。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?致,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。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,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?次又一次的收获。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。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,不说假话。

除了法国?老师,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·赫尔岑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和高尔基。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?夫的长篇小说《父与子》和《处女地》,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,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?回忆录。

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;我也有日本老师,例如夏目漱石、田山花袋、芥川龙之?介、武者小路实笃,特别是有岛武郎,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,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?《与幼小者》,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,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。

我的中国老师是鲁?迅。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。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,中国?社会生活。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,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,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?子,我边写作,边学习,边修改,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。?

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,就在上海定居下来。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?报刊投稿,后来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。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?起,他住楼上,我住楼下。

我自小害怕交际,害怕讲话,不愿同外人接洽。外人索稿总是找?我的朋友,我也可以保持安静,不让人来打扰。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,将原稿放?在书桌上,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。例如短篇《狗》就是这样写成、在《小说月报》上?发表的。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,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。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?来了。

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:“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。”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?八九个月,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。我完全靠稿费生活,为了写作,避免为生活奔波,我到四?十岁才结婚。我没有家,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,我到各处去看朋友,还写一些“旅途随?笔”。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,不停地写作。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:“每天每夜?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,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,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,大多数人?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,它们使我的手颤动。

我不停地写着。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:在一个?空敞的屋子里,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,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,还有一?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。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,似乎许多、许多人都借着?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。

我忘了自己,忘了周围的一切。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。我时?而蹲在椅子上,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,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。我就这?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《家》和其他的中篇小说。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,他?们鼓励我,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。”这就是我作为“作家”的一幅自画像。?

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,使我换了住处,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,也没有?停止写作。?

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,我喜欢日本小说,想学好日文,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?月。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,一天半夜里“刑事”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?时,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《神·鬼·人》。?

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。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?日语讲座,还不曾学好日语。?

这年八月,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,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工作。?我编了几种丛书,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,花在文学书籍的和翻译方?面。写作的时间少了些,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,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。

一九三七年?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,以后又回到上海,又去西南,我的生活方式改变?了,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。我的《激流三部曲》就是这样写完的。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?好一个简单的“窝”,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,随身带一些稿纸。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?处奔波,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。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,我写《憩园》时在皮包?里放一锭墨,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,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,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?磨几下,便坐下写起来。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《死魂灵》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?的情景,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,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,出版。有一夜?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《憩园》的末尾,电灯不亮,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,可是文思?未尽,烛油却流光了,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。……那种日子的确不会?再来了。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《寒夜》,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,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?的重庆开了头,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。

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,我自己也称它为?“绝望的书”。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,来控诉旧社会,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?统治。?0展现 0咨询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。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,要我在扉页上?写一句话,我就写着:“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。”过去有一个时期,我甚至害怕?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,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《寒夜》的书带上看到“希望的书”?这样的话,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。说得好。黑暗到了尽头,黎明就出现了。?

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(但是我学得?不好)。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,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。可是我?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,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,担任一些自己愿?意担任的工作。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。有一个时期(1952年),我到朝鲜,在中国人民?志愿军部队中“深入生活”。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,同他们一起生活,我有些胆怯。

一个?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,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,可是同时我感到温?暖。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,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,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,?他们对我格外亲热。

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,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,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?动表示自己的感情: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。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,?他们以吃苦为荣,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,到了关键时刻,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?命。

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,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,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。我?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《第四病室》的时候,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,“变得善?良些,纯洁些,对别人有用些。”我爱上了这些人,爱上了这个环境,开始和他们交了朋?友,我不再想到写作。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,因为那些人、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?心。我一共住了一年。第二次回来,还准备再去,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,我离开斗争的生?活,旧习惯又逐渐恢复,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,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,甚至联系中?断。因此作品写得不多,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。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,发表了不少?歌颂人民友谊事业、赞美新社会、新生活的散文。

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“罪证”,在“文?化大革命”的十年中作为“大毒草”受到批判,我也被当作“大文霸”和“黑老K”关进了?牛棚,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,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。?

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“四人帮”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,我相信他们?所宣传的一切,我认为自己是“罪人”,我的书是“毒草”,甘心认罪服罪。我完全否定自?己,准备接受改造,重新做人。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“身体健康,永远健康”。?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,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?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。可是“四人帮”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,仿佛我写了那些?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。?

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,我居然那样听话,诚心诚意地,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?训话做。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,别人在愚弄我,我感到空虚,感到幻灭。这个时期?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,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,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。而且我也?不甘心就这样“自行消亡”。?

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。我能分析自己,也能分析别人,以后即使受到“游斗”,?受到大会批判,我还能够分析,研究那些批判稿,观察那些发言的人。我渐渐地清醒了,我?能够独立思考了,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。

在批斗了七年之后,“四人帮”及其党羽马天?水、徐景贤、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“决定”把我的问题作为“人民内?部矛盾处理,不戴反革命帽子”,只许我搞点翻译。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“不戴帽子的反革?命”。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,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。

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?就准备翻译的亚·赫尔岑的回忆录《往事与随想》,每天翻译几百字,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?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,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?“四人帮”的法西斯专政,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。我就这样活了下?来,看到了“四人帮”的灭亡。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,我又拿起了笔。而且分别了十七年?之后我又有权利、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。?

我拿起了笔,我兴奋,我愉快,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,我要写,我要多写。可是留?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,我今年已七十六岁。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,不能让它白白?浪费。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,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,一部《创作回忆录》,五本《随想?录》,翻译亚·赫尔岑的《回忆录》。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,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?《回忆录》的第一册,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,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?奋斗。有人把我当作“社会名流”,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;有人把我当作等待“抢救”?的材料,找我谈话作记录。

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。写什么呢?我写?小说,不一定 实。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、经历作一个总结。那难忘的十年?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,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、古怪而又惨痛的经?历。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,都经受了考验,也都作了表演,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?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,实在可笑,实在愚蠢。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。

我常常?这样想: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,认真地解剖自己,真正弄清是?非,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,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,把残忍、野蛮、愚蠢、荒唐看成庄?严、正确。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。我要写两部长篇,一方面偿还欠债,另一方面结?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。?

我曾经说过:“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。”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?候;停止探索,我就写不出作品。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,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?让读者消遣。

我不是一个文学家,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。我的思想有种种的?局限性,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。让·雅克·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,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?谎。我常常解剖自己。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,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。爱与憎的冲突、思想?与行为的冲突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……这一切织成了一个,掩盖了我?的全部生活,全部作品。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。我说过:“读者的期望就?是对我的鞭策。”?

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、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。我想来想去,想的只是?一个问题: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,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,怎样对读者有帮助,对社会、对?人民有贡献。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,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。“四人帮”?的爪牙称我的“文集”为“十四卷邪书”。但是我在那些“邪书”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?理想,歌颂高尚的情操。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,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。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?在别人的痛苦上,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真理、爱正义,为多数人牺牲自己;人不单是靠吃米?活着,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。——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。一九四?四年我在《憩园》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:“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,让?人们互相了解。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,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。”?

一九三五年小说《家》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:“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?敌人的攻击。我的敌人是什么??一切旧的传统观念,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,一切摧残爱的势?力,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。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,并没有作过妥协。”我因为这一段话?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到多次的批判。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,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,即使?不是有意的妥协。《家》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。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,我如实?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——一个“我说了算”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?弟,还有一些钩心斗角、互相倾轧、损人利己、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——我的长辈们,还有?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,还有受苦、受压迫的“奴隶”们。

我写这小说,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,我读这小说,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。我?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,多么幼稚。多么单纯。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·丹东?的话:“大胆,大胆,永远大胆。”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,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?品。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“我控诉”。我写完了《家》和它的续篇《春》和《秋》,?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。今天,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?迹。但是经过十年浩劫,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,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“徘?徊”,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,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?情,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,绝不放下手中的笔。?

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,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。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?况。我该怎么说呢?我说形势大好,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?会,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,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:“今天出席这次大?会,看到许多新生力量,许多有勇气、有良心、有才华、有心、敢想、敢写、创作力极?其旺盛的,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、中年作家,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?荣的事情。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,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,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?望之火,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,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,我要同大?家在一起,尽自己的职责,永远前进。作为作家,就应当对人民、对历史负责。

我现在更加?明白:一个正直的、有良心的作家,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、胆小怕事的人。

(:王怡婷)

葫芦岛治疗白癜风较好的医院
秦皇岛看白癜风要花多少钱
小儿积食发烧怎么办
您可能感兴趣的内容: